文/李祚唐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這是蘇軾《十八大阿羅漢頌》中的兩句,寫得確實不錯,當時就傳揚開來。和他同時代而稍後的惠洪,用這八個字做韻腳,寫了《余在制勘院晝臥念故山經行處用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為韻寄山中道友八首》,五絕八首,順序每首取其中的一個字押韻。 

    惠洪十分欣賞這兩句,取來做自己詩作的韻腳,是古代文士常習,本不足為奇。可是,再過幾十年,到了許顗的《彥周詩話》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評價: 

    韋蘇州詩雲:“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如東坡《羅漢讚》雲“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開頭將蘇軾一抑,批評他不該和韻韋應物的絕唱;然後用這一抑做襯托,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評為更出色的絕唱。許評一出,後世的詩話也有照搬的,也有沿用其意的,總之,可以說是眾口一詞,別無他說。
 

    平心而論,上述蘇軾的八個字確實比韋應物的十個字意韻更為引人入勝,從前者傳誦更廣即可證明。不過許評所謂“還許人再道否”,雖是告誡後人別再鸚鵡學舌,骨子裏卻是鐵板釘釘地肯定了蘇軾這八個字的首創權。這樣,問題就來了。 

    其實,寫作這件事,不過是用一個個字(指漢字)排列組合來表達心中所思所想。世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你用的是眾人都可以用的字,你所選擇的排列組合,難保別人沒有選擇過;小孩說出成人口氣的話,老人的話流露出童心未泯,不都是常有的現象麼?蘇軾這樣的大文章家也不會例外。 

    就說“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這八個字吧。《歷代賦匯》卷一○六唐劉乾《招隱寺賦》開篇就包含了與它極為相似的排列組合: 

    其始穿竹田以行,崎嶇詰曲十餘裏而後至。草木幽異,猱猿下來,空谷無人,水流花開。(《全唐文》卷九五四全同) 

    八個字中就差一個字,蘇軾用“山”的地方劉乾用了“谷”,也還算近義字。他沒有蘇軾那麼有名,更沒有蘇軾那麼幸運。不僅沒有人用他的句子做詩歌的韻腳,更不要說有詩話為他作頂級評價了,而且如果不是《招隱寺賦》,他在人間就可能一點痕跡都留不下來,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撰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也就可能收錄不到他。而劉乾可是在蘇軾之前的人啊。 

    但我們也不能就此說:蘇軾利用劉乾的成句,改動了一個字。劉乾的句子,在他前面的人也有過類似的排列組合: 

    寒天正飛雪,行人心切切。為同萬裏客,中路忽離別。別君汾水東,望君汾水西。積雪無平岡,空山無人蹊。羸馬時倚轅,行行未遑食。下車勸童仆,相顧莫嘆息。詎知佳期隔。離念終無極。(張籍《張司業集》卷一《寄別》,《全唐詩》卷三八三作《寄別者》) 

    有了和蘇軾所寫相同的“空山無人”四個字,和劉乾只差一個字。再看: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于綠,明月雪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縝密》) 

    又有了和蘇軾所寫相同的“水流花開”四個字。在《全唐文》中,張籍出于卷六八四,司空圖首出于卷八○七,都在劉乾所處卷九五四之前。劉乾可能利用二人的成句稍作改動組合,也可能自己獨立構想出與二人部分重合的文句,我們無法定論;蘇軾的八個字與張、司空、劉三人文句的關係也是如此。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彥周詩話》對蘇軾這八個字的“還許人再道否”的評價是不恰當的,而且對後世形成了廣泛的誤導;而引用來抑一下蘇軾的韋應物詩句“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和韋應物差不多同時的皎然也寫出過前一句: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寺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杼山集》卷一《晚秋破山寺》)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 這段話是就《尚書》發論的,而且把不可盡信的理由講得十分清楚。孟子認為,對于孔子整理過的經典著作,尚且不可盡信,何況其他? 

    于是,後世就有了提醒人們讀書(廣義的書籍)要認真思索查考、不要盲從的格言——“盡信書不如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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